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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眾與政治精英對馬來王室有着截然不同的態度。

馬來王權:百姓眼中的民族起源 政治精英的權力根源

近日因為國盟政府冷待國家元首要求儘快召開國會的諭令,使得馬來社會再次激起有關馬來王室的討論。雖然馬來王室在馬來社會中佔有顯要地位,但其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卻並非一成不變,甚至馬來精英及普通階層對待王室的態度也有着極大的差異。

作為馬來社會開端的馬來王室

與多數人認為的不同,“馬來民族”的概念是在近代民族主義崛起後才逐漸確認的概念,在此前的傳統馬來世界中並不存在“馬來民族”的概念。

與馬來西亞憲法 160 條中,對“馬來人”的其中一條定義“必須信仰伊斯蘭”不同,傳統的馬來社會生活中心就是馬來統治者,而非伊斯蘭或民族。這一切直到後來的殖民時代、20世紀的民族主義崛起和伊斯蘭改革才得以改變。

傳統的馬來社會是以馬來蘇丹為中心構建而成,而馬來人則被視為是蘇丹的大臣或延伸子民。馬來文中的政府(Kerajaan)的字源是“王/君主”(Raja),而“Kerajaan”的含義則是“王的延伸/存在的狀態”,這也意味著“沒有君王”就沒有“政府” (Kerajaan)的存在。

以作為馬來古王朝代表的馬六甲王朝為例,當時居住在馬六甲的馬來人並不會自稱為“馬來民族”,而是“馬六甲子民”,也就是“馬六甲蘇丹統治下的人民”。

歷史學家邱家金曾指出,《馬六甲法典》最重要的內涵就是表達“王權之上(Daulat)”的意識形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無論君王暴虐與否,頒佈命令合理與否,人民都必須加以遵從”。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馬來王室就是馬來社會的政治、道德、信仰甚至經濟生活的來源,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於王室的恩賜。這也表示“忤逆、背叛”君王,對當時的馬來社會而言等同於社會性死亡。

對王室效忠至今依然是馬來媒體的主旋律。

馬來社會心理上的奴才心態

大馬知名學者賽胡仙阿裡(‪Syed Hussain Ali)曾在書中描述了馬來民族在馬來王權之下的奴才心態,而這從身份地位、宮廷禮儀、王宮用語等都可以看出。

民眾與統治者對話時使用的詞彙,通常帶有自貶意味,如奴才(Patik)、朝拜(Sembah)、頂足(Menjunjung Duli,把統治者的腳頂在頭上)、君上寬恕(Ampun Tuanku)等,都是把馬來統治者神化的用語。這也是在時刻提醒民眾,“誰是你的主子、你是誰的奴才”。

至今民眾與王室對話時仍需奴才(Patik)自稱。

在這個奴才心態下,顯示出馬來文化中的“忤逆”(derhaka)觀念雖然已經不像古時候的影響那麽深入,但依然對馬來社會產生很大的作用。而這也是當年英國殖民者最終決定保留馬來王室的原因。

馬來西亞的前殖民者英國及日本都意識到這個現象,瞭解到馬來王室的存在可以確保殖民政府統治的穩定,因此兩者雖然在殖民期間大幅度削弱馬來君主的權力,但卻依然維持馬來王室作為“伊斯蘭的保護者和仲裁者”,以及作為“馬來民族的象徵”的存在。

政治精英心中的王權和你想的不一樣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是民族主義在全球流行的年代,民族獨立成為許多殖民地的主流思潮。當英殖民政府打算成立馬來亞邦聯(Malayan Union)時,這也激發了馬來政治精英打著馬來民族主義的旗號,發起各種“保護王室”的政治行動,而其中最著名且成功的就是巫統(UMNO)。

在獨立前期,馬來半島上存在許多不同的馬來民族主義組織,其中一部分較為激進的組織更是主張全面廢除君權,建立一個與印尼相似的共和國。而巫統為了在眾多中脫穎而出,爭取馬來族群的支持,於是便以對馬來民族而言意義重大的馬來王室主軸,讓自己成為“馬來王室及馬來民族的捍衛者”,這也讓巫統也順利的收穫了大量馬來人的支持,從此成為大馬來主義政黨。

然而,精英之所以為精英,就在於所想所為與一般民眾不同。與一般民眾神化馬來王室不同,政治精英更多是思考如何利用王室獲得更多利益,甚至奪過原本屬於王室的利益。

馬來王室與政治精英的鬥爭中,以馬哈迪(右)與王室的鬥爭最為激烈。圖為馬哈迪與柔佛蘇丹伊布拉欣共乘國產車。

在馬來亞獨立後,政治精英便開始介入馬來王室的利益。除了執政權力沒有回到馬來王室手中外,王室明面上也因為享有政府大筆的恩俸金而不被允許介入商業事務中,從而讓政治精英可以插手商業利益。當然王室實務上有沒有遵守這項禁令又是另一回事。

如登嘉樓與彭亨州的蘇丹就曾因為伐木利益,而與各自的州務大臣鬧得非常不愉快。兩位蘇丹跟州政府索求伐木批文,卻遭到了大臣的拒絶。事件鬧到最後是由首相插手,最終向蘇丹妥協。而類似的王室利益集團與政治精英利益集團的明爭暗鬥也曾多次上演,雙方互有輸贏。

 

此時的巫統,已由“捍衛馬來王室”的政黨,轉變為“搶奪王室資源”的政治勢力。

修憲限制王室權力

其中對馬來王室打擊最嚴重的,莫過於前首相馬哈迪。他先後在1983年、1993年及1994年通過的修憲削弱王權。1993年修憲關乎王室免控權, 1983年及1994年修憲則關係到國家元首的法案禦準權。

在1983年前,一項法案就算在國會上下議院通過,但若國家元首拒絶蓋章禦準,該法案也將無法生效。而當時大權在握的馬哈迪為了奪回施政權力,而在1983年提呈修憲案,建議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後,不管國家元首是否禦準,該法案也會在15天后自動生效。

如此明顯奪權的行為自然遭到馬來王室的激烈反對,並引發了長達5個月的憲政危機,最終事情以雙方妥協的元首30天內必須同意國會法案,否則視同通過,並附加元首可以將法案退回覆議一次的權力通過。隨後1994年的修憲案,進一步把禦准的期限從60天減至30天。隨後1994年的修憲案則直接取消了國家元首的覆議權,國家元首必須接受及根據內閣的勸告行事。

1993年的修憲案則與柔佛州王子東姑阿都馬吉(Tengku Abdul Majid)以及父親蘇丹馬末依斯干達沙(Tengku Mahmud Iskandar Shah)在1992年1992年攻擊蘇丹阿布巴卡學院(MSAB)的鉤球隊教練道格拉斯(Douglas Gomez)及霹靂州鉤球隊門將事件有關。

當年報導指出道格拉斯遭柔佛蘇丹毆打。

1992年7月,霹靂與柔佛鉤球比賽後,柔佛王子東姑阿都馬吉因霹靂隊門將成功擋出其點球,引領球隊獲勝後手舞足蹈地慶祝勝利而惹惱東姑阿都馬吉,於是便在賽後毆打該門將。

事件被媒體報道後,馬來西亞鉤球協會對東姑馬吉施以禁賽五年的懲罰,而柔佛蘇丹則指示MSAB隊伍退出該鉤球比賽作為報復。然而,MSAB的教練道格拉斯因批評蘇丹的指示,而被帶入柔佛王宮毒打一頓。

馬哈迪則趁機行動,於1993年修憲廢除各州蘇丹個人的司法豁免權,一旦國家元首和蘇丹涉及任何刑事和民事案件,都必須設立特別法庭並根據普通法律審理。同時,修憲案也賦予國會議員在不主張廢除君主立憲制的情況下,公開評議王室事務的權利。

自此,馬來王室便陷入沉寂,直到2008年政治局勢的改變,馬來王室才逐漸擡頭,尤其在2020年的喜來登政變後逐漸成為各政黨的“權力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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