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下的无可奈何，外籍移工无容身之处？
坐在近前工业贸易署大楼天桥电梯口的印度尼西亚外佣Kristina正在与她的同乡吃家乡小菜薯仔牛肉球，自领展从政府买入该大楼后，严禁任何人坐在大楼前的行人路，结果本来坐在大楼前的她也搬到天桥上，令到天桥空间更形狭小。Kristina表示每星期都会相约姊妹同工相聚，有时约在旺角道天桥附近，有时约在尖沙咀，亦指她们在假日的集结是她们仅有唯一和难得的社交机会，因为平日都要工作。问到他们何以聚于街头而不另觅地方，她表示：“其他地方要钱，我地冇咩钱（其他地方要钱，我们没钱）。”
香港政府其实亦有关顾外佣的社交需要，政府在1994年开始推行海外家庭佣工中心计划，向七间学校借场地以供外佣作聚脚地，问到她为什么不相约在这些聚脚地，Kristina则说：“我未听过呢度有，应该都好远，我地荃湾做野，去唔到（我们没听过这里有，应该很远，我们在荃湾上班，去不到）。”她的疑虑十分正确，因为到今天为止，实际只有一间在坚尼地城的海外家庭佣工中心可供外佣聚集，礼堂亦只可容纳约二百五十人，而今天香港的外佣数目早已达数十万，地点又不方便在其他区工作的外佣前往，形同虚设。政府这二十年对这议题感觉像事不关己，继而撒手不离，未有检讨有关政策。
图说：受访的印佣Kristina（中）及其友人。
听到她们的处境后，想起罗大佑一首名曲《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歌手罗大佑在1983年创作的歌曲，描写的流落泰国北部的反共国军的处境。其后由港台歌手王杰翻唱，成为讲述泰北孤军之电影《异域》的主题曲）。这群外佣就像曲中描写的泰北孤军一样，流落异乡无人理会，俨如国际人球。
问到香港人对于她们在公众地方用餐既不卫生的指摘，他们则表示平常都会用胶袋包装食物，而且有铺好地垫，用餐后亦有整理地方，把垃圾清理和收拾好，所以不认为自己不卫生，是大众对她们有所误解。同时又说她们不会霸占全部行人通道，对本地人指摘她们阻路甚为不解。
难为正邪定分界？以权益和正义之名探讨
本地居民的不满有理，外佣的困境亦值得同情。占领街道确实为香港人带来不少困扰，但把问题原因过度简单化也不是治本之道，问题核心似乎更为复杂。
于“理”来说，外佣占领街道的行为确实会带来不少路人困扰。根据《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石元康，1995），以洛克财产论的条件来说，当一个人去占取公有物时，必须要有「足够并且与以往一样好的东西留下来给别人享用」，他们才有权拥有该东西。显然，外佣占领街道违反洛克财产论的条件，此行为带来对路人的滋扰及反感正代表该街道不是跟以往一样好的东西留下来给别人享用。
再者，根据诺齐克补充洛克财产论的说法，若人们占取行为违反洛克财产论，人们需要为别人提出补偿才有权作出占取公有物的行为。加上，外佣的占领行为没作出任何补偿给受影响的路人，故外佣没权利作出该占领行为。
于「义」来说，让人失去社交机会是否正义？整件外佣占领街道事件正是权利及正义的挣扎。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人们在无知的情况下决定的原则才合乎正义，因为人会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可能性（Rawls & Mottram，1971）。所以，此事情的道德问题是人们是否能接受自己有失去社交机会的可能性？抚心自问，在社会上剥夺任何人的社交机会是轻视人的价值和损害人的选择权利。
作者：陶晦 浮城曦语
港臺居民，中文大學雙碩士，正職遊玩，無牌社工，業餘攝記，兼職老細。立足東亞，放眼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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